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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县城不远有个小山村叫王畈，我呱呱坠地后直至迈出大学校门前一段长长的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岁月，就在那里缓缓流过。
老家叫王大屋，老旧的青砖泥瓦房门口孤零零矗立着石头大门框，与“大”字沾点边。黑灰底色里偶尔露真容的第二进大厅上雕梁画栋，也算“大”屋标配。条石砌就的正方形天井太小，成人三五步就能跨过去。我家老就位于天井西南角，厨房门正对天井，我家唯一进出之道。
家门口是剃头大叔来老屋剃头的固定位置，有风有雨夏天太阳晒的日子才移到第二进大厅里。那里有架石磨，年中岁末是各家磨粉磨豆腐的唯一工具，剃头大叔来了，是他放工具箱的货架。他当兵去过朝鲜，为官兵理发，没有真刀真枪和美国佬韩国人干过。他喜欢吹朝鲜见闻和朝鲜美女，说她们爱往中国官兵身边粘。大家问为什么不带个回来？他说部队有纪律，不准士兵找老婆。还说朝鲜也有规定，和他们姑娘结婚后必须留下来。
父亲一出生就按算命先生说的过继给剃头大叔父母做儿子，虽然没有真正去他家生活，我也算他嫡亲侄子。他来了，我就玩他的工具，别人不行。玩得多的是剃须刀，用它在两条手臂上剃绒毛，等我上了初中，手臂上毛发又黑又粗又长，小伙伴们笑说像猪蹄子，弄得我很久不穿短袖衫。多年后小姑妈送了支脱发膏，一抹黑毛没了，没高兴半月又长了出来，再抹再长，几次三番，黑毛淡了，柔软了，长度依然有半柞，粘在臂上也不觉得长了。倒成了我的标志和特点，新朋友见了总会盯一眼，处成老朋友免不了玩笑一声。
老家春节是记忆里最快乐时光。年夜饭有荤菜，父亲的约束尚未出口之际，我快速出击，一大块红烧肉夹到嘴里，家乡习俗年头年尾不许骂人，包括孩子，骂了晦气。好吃的我巧抓机遇，常常沾光。饭后辞年也是最向往活动，父亲带着我、有时带着我兄弟俩，去长辈家拜望送祝福，父亲抽袋旱烟喝杯茶，象征性拈几粒瓜子，沾光的又是我。长房长孙辞年，瓜子花生糖果总会给一点，条件好的还会给挂鞭炮，一圈下来，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口袋装满了。弟弟如果没去，回来会分一些给他，给我不喜欢吃又难剥壳的南瓜籽，他不想要，小眼睛盯着糖果和鞭炮，怕他告状，很不情愿的掏几粒糖果拆几个炮竹给他。“哥，还把几个。” “一个，最后一个！”我们俩分脏总在讨价还价中结束。
正月初一清晨放鞭炮，是新春最激动人心时刻。与隔两条河、一片田畈相望的杨家大屋比拼放鞭炮。当年太穷，放挂千鞭是了不起的大事，一般都是放挂百子鞭。杨大屋人少心齐，为斗赢对方，年底生产队分红时总留点钱买鞭炮。条件好点人家多准备点鞭炮，甚至千鞭。父亲在大队跑路，算有面子的人，又爱热闹，千鞭必备。其实千鞭不足数，七八百响就算优等品。当各家户主捧着鞭炮到了大门口后，牵头主事者点上一小挂百子鞭高高抛向空中，噼噼啪啪声传到对面，对面回敬一小挂鞭炮，迎新春放鞭炮擂台正式拉开序幕。主事者盯着持着竹竿的一排年轻人，上个人竹竿上只剩一两寸时才吩咐下个人点鞭。放炮仗的是臂力较强者，点一个，停顿一下，使劲向前方空中抛去，这一个炸响了再点第二个。我们人多户头多，常常比对面放的多些，坚持的时间长点。偶尔也有输的时候，输了大人们脸色有点阴沉，仿佛好运真的被对方抢走了。孩子们不懂这些，眼巴巴等着放鞭炮结束，捡几个未爆炸的散炮，偶尔捡到七八个连一起的断鞭，在小伙伴面前可以炫耀五六天。
小爷爷家小姑比我小点，长得漂亮，脸上没鼻涕，特喜欢和她玩。有次我俩把奶奶不知攒了多久鸡蛋换回的十只小鸡，用铁皮刀全杀了，放在泔水里拔毛，奶奶心痛得泪流满面，因体弱多病没挨过打的我尝到了挨打滋味。不久，还是这个小姑，还是这块铁皮刀，我俩又把才买回来不几天的小猪脖子划开了，如果不是妈妈及时发现，差点杀死了。
五八年大跃进时，许多生产队为显示丰收，粮仓下面放稻草，上面放粮食。家族有位长辈叫王冠英，要求下面放粮食，超过三分之二以上放稻草，撒上薄薄一层粮食，薄得看得见下面的稻草。虽然上级批评了生产队，粮食收购任务却免掉了，在饥荒最严重时分到各家各户。一个善举，一个充满智慧的金点子，救了全队人生命，善莫大焉！
六七十年代大别山区农历十月后，经常大雪封山，大家没活干，打牌下棋是最好娱乐。大爷有副象棋，会点的人天天凑对下，那时我有八九岁，觉得好玩，看多了忍不住瞎支招。长辈就让我上，手把手指点，也不知下了多久，下了多少，终于有天把几位长辈打败了，大爷一看孺子可教，经常喊我去下，他一喊丢了作业就跑，奶奶摇摇头：“看来不是念书的料！”
老屋新盖了许多楼房，原住户搬出去大半，爷爷辈走的不剩几人，可是每每站在老屋石头大门前看到的，仿佛还是童年时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