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探病也隔窗——历史上疫情隔离那些事儿

来源: 作者:李开周 发布时间:2020-02-10 13:28       

孔子探病也隔窗——历史上疫情隔离那些事儿

1929年南京暴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官方印发《口罩须知》(部分)


孔子探病也隔窗——历史上疫情隔离那些事儿

民国报纸上宣传的戴口罩方法


《论语》第六章,孔子的得意门生伯牛得了重病,卧床在家,孔子前去探望,原文是这么写的: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孔子没有进屋,没有走到伯牛病榻前嘘寒问暖,而是“自牖执其手”,隔着窗户抓住伯牛的手,连声哀叹:“天哪,这是命啊!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得这种病呢?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得这种病呢?”


伯牛姓冉,名耕,字伯牛,为人善良,品德高尚,在孔门弟子当中仅次于颜回,经常被孔子赞赏。眼见这么一位得意门生即将病亡,孔子当然痛惜。问题是,孔子探望时,为什么要隔着一张窗户呢?


南宋大儒朱熹给《论语》做注,说伯牛的家属为了表达对孔子的尊重,将伯牛抬到了南窗底下,为的是孔子进屋以后,可以站在伯牛病榻北侧,面朝南方探望门生;而孔子却认为,如此尊贵的礼节只能用在国君身上,所以不愿进屋,宁可站在南窗外面,面朝北方,隔着窗户与伯牛握手。


朱熹顺便还引用了汉代儒生的一个解释:伯牛长了癞疮,会传染,孔子之所以不进屋,是怕传染。


或者也有这样一种可能:伯牛不想传染别人,主动把自己隔离在一间小屋里,听见孔子来了,也不开门,孔子只好隔窗探视,并用握手的方式予以安慰。


以上三种解释,哪种解释更贴近历史呢?我想大多数读者应该会选择最后一种解释——孔子之所以不进屋,是因为伯牛把自己隔离了。


古代中国几千年历史,瘟疫频发,这我们都知道。但是,古人面对瘟疫时,也会实施隔离吗?


乾隆发话:如果哪个王公不确定是否出过天花,别来见朕


查《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隔离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如说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为了避免再传染父母和儿女,躲进房间,房门紧闭,只在窗户上开一个洞,让亲属给他们传递饭菜和便桶。亲属传饭送菜之时,也不敢跟患者接触,用一根长竹竿挑起饭篮和水壶,站得远远的,隔窗递进去。


再比如说公元12世纪金朝统治下的山东,有一年闹瘟疫,百姓十死八九,幸存者担心传染,做得更绝:“举室弃之而去。”把已被感染的亲人扔在家里不管,自己逃往他方。这样的极端做法岂止是隔离,简直就是遗弃。


在距离我们较近的清朝,京城常闹天花,满洲统治者畏之如虎,顺治帝和康熙帝都下过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官府强行将那些正在得天花的人隔离在北京城外四十里远的地方,以免传染。


我们知道,顺治帝很有可能死于天花。在顺治驾崩之前的头一年,后宫嫔妃有感染天花的,顺治不可能把自己的嫔妃也隔离到城外四十里,于是他隔离自己,移驾到行宫居住,让太监宫女给他送饭送炭。送饭期间,他又担心被太监宫女传染上,“惜薪司环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无论男女大小,俱逐出。”(谈迁《北游录》)惜薪司是专供宫廷柴炭的机关,顺治让人对惜薪司进行检疫,只要看见哪个工作人员有一点点感染天花的迹象,无论男女老少,一律驱逐出去。


乾隆号称雄才大略,也非常担心传染天花,他喜欢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原因有三:第一,那里距离蒙古更近,便于接见;第二,那里可以避暑,满洲人畏热,在承德过夏天等于到了天堂;第三,承德地广人稀,蚊虫稀少,泉水不受污染,不像北京城那么容易传染瘟疫。但即便到了承德,乾隆还是不敢接见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蒙古王公,他有一道圣旨写道:“如本身未能确知出痘之王公台吉等,俱不可来此,若欲瞻仰朕颜,于朕出哨之时,行围之所,亦得瞻仰。”如果哪个王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出过天花,千万不要来承德见驾,如果想瞻仰朕的容颜,可以在朕出去打猎的时候,站得远远地观赏。


在瘟疫隔离这方面做得最尽心的朝代还数宋朝


在瘟疫面前,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保护和医治的权利。顺治驱逐潜在的感染者,乾隆拒绝接见没出过天花的王公大臣,做法都非常自私,都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安全,不顾别人的死活。正确的、科学的、合乎人道的做法,应该是动用国家机器,动员国家力量,将感染者进行安全隔离和悉心救治。


康熙年间,有一个名叫赵开心的御史,给康熙提建议:“有司奉行不善,露宿流离,稚弱多饥馑……东西南北,各有一村令其聚处,有抛弃男女者,该管官严加责治。”城中居民得了瘟疫,往常只驱逐、不救助,逼得人家露宿在外,儿女无人照顾,饱受饥寒之苦。以后应该在京城四郊各划出一个村庄,让感染者集中居住,官府给予补贴,如果有人抛弃儿女,则由官府严加惩办。康熙从善如流,听取了这个建议,但是官府财力有限,基层官员执行力又太差,只搞了一年就不搞了。康熙以后,京城再闹瘟疫,朝廷还是老办法:强制驱逐,任由感染者自生自灭。


古代中国那么多王朝,在瘟疫隔离这方面做得最尽心的朝代,还是宋朝。从北宋后期开始,各个州府都设有“居养院”和“贫济坊”,这是官办的慈善机构,平常用来救助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孤苦无依的老人和弃儿,瘟疫暴发时,则被用来隔离感染者。不过宋朝财政开支巨大,地方官府常常入不敷出,各地居养院和贫济坊的管理有好有坏,基层官吏上下其手,挪用善款,甚至虚报救助名单、冒领国家补贴,往往是该救助的穷人得不到救助,该隔离的感染者没有地方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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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民间自发的隔离,在古代中国其实也是相对少见的。首先,古人医疗观念落后,除非瘟疫特别严重,传染性和致死率特别惊人,否则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认识不到隔离的重要性;其次,汉代以后儒家文化独占鳌头,孝道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父母染上瘟疫,儿女如果敢于将父母隔离起来,轻则会受到邻里的批判,重则会受到官府的严惩。“二十四孝”那些孝亲之法,例如割下自己的肉喂父母吃、品尝父母的排泄物,在魏晋以后都被全社会奉为典范,疫情越严重,愚孝者越有可能这样做,不但无助于亲人的健康,还极有可能加快瘟疫的传播速度。


清朝末年,一个旅居香港的法国医生这样评价我们的国民:“他们养成了愚昧的不卫生的习惯,从婴儿时代起就群居混处,不了解隔离的必要……”这种评价虽然尖刻,但也不是完全背离事实。


民国的理发店员戴口罩“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


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以后,民国时代来临了,西方科学和医疗文明传入中国,被一些有识之士宣传普及,被报刊反复报道,也被官方强行推广。


1928年春天,北京几所小学传染猩红热,卫生局、教育局和学校都没有采取任何手段,一个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学生家长上书当局:“须知隔离为肃清时疫之最要条件,各学校如有传染病发生,当即从事隔离,禁止病童入校,以减少其他儿童感染之机会,而易收预防之功。”这个家长还说:“须知传染途径不必皆由患者直接传播而来,曾与患者共同居处之人亦有传播病菌之能力,故不仅隔离病童,其共同居处之兄弟姊妹亦当禁止入校。”最后该家长还向当局科普了几种常见传染病的潜伏期:“白喉一至七天,猩红热二至十二天,天花七至十五天,麻疹四至十九天,当俟病童最长之潜伏期过后,方可准其入校。入校前须呈请医师证明,方可定其回校之期。”


1931年春天,杭州暴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市政府随即通令“市内各学校如有发现疫症者,全体停课”,“各公共娱乐场所暂时停止开演”,“暂将浙江省立传染病院改为隔离所,病人及接近病人之人皆须至隔离所收治,经过十日经检查后方得出所”,“民众须戴口罩并须注射预防针”。


1932年春节前后,北京再次传染猩红热,北平市卫生局在媒体刊登公告:“天坛传染病院旧址业经组织就绪,已于一月十三日正式开诊,嗣后各区界住户如有发现染患猩红热病者,随时递送医院医疗,以遏疫疬。”


同样还是1932年,广州市卫生局发布公告:“拟在海港检疫所南石头办公室附近,增减隔离病院。”


1937年,云南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建成十几座“麻风病人隔离所”,由财政拨付全款,对麻风病人进行免费隔离医治。


民国期间,政权割据,战火纷飞,中华大地上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大一统政府,各个政权各自为政,争斗不断,不可能有效遏制瘟疫的传播。再加上经费匮乏、医疗落后、民众对卫生宣传和现代医疗都非常隔膜,所以对瘟疫的防控效果始终很差。蒋介石曾雄心勃勃地推广“新生活运动”,强令戏院废止公共手巾,教导民众学会排队和讲卫生,要求理发店员佩戴口罩,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1936年10月4日,北京《益世报》刊登《卫生与口罩》一文,对理发店员大加批判:“各匠人戴口罩,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一面既遵奉功令,一面仍是我行我法,和把石灰撒在便所外,同是一样‘聪明’。”由此可见,延续几千年的陋习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但是,如果做纵向比较的话,民国毕竟有这么多有识之士,民国当局毕竟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比起古代中国还是进步了许多。


责任编辑: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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